如今，经济数字化已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重要趋势。身处数字化的经济时代，企业的创新范式正迎来重大变革。坦率地讲，经济数字化和企业创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字眼，社会各界人士对此已有很多研究和讨论。

  经济数字化为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究其原因，几乎没办法绕开由数字技术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理论上，数字技术至少可以被分为通用数字技术和专用数字技术两个大类。

  顾名思义，通用数字技术是一类在功能上具有高度泛用性的技术，在概念上与数字基础设施（及其背后的支撑性技术）相近，代表性子类包括互联网、5G通信、共享数据中心等；

  专用数字技术则是一类在功能上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技术，通常应用于特定机构或领域且无法在其他机构或领域发挥相同的作用，代表性子类包括（企业）自研算法、内建数据库、定制化机器学习平台等。

  倘若我们站在数字技术最活跃的使用者——企业——的边界上，我们就能很方便地觉察到上述两种由不一样的数字技术所主导的经济数字化在风格上的显著差异：

  边界之外，经济数字化的进程和模式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同共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且统一的数字化“外部环境”，不同企业所能感知到的数字化水平的差异十分有限，所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

  边界之内，取代边界之外高度一致性的是丰富的多样性。不同企业均有意或无意地为自己打造独一无二的数字化“内部环境”，它们的数字化进程和水平参差不齐，推动数字化转型所依赖的数字技术在原理和功能等关键特征上亦大相径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企业边界为限，在外部和内部分别定义两类技术特性不同的经济数字化：

  尽管现有研究尚未正式地提出外部数字化和内部数字化这对概念，但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衡量经济数字化程度一直是相关工作的重点。然而，当前的主流方法尚有明显的局限，特别是在衡量的精度上。我们针对这一些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使得新方法能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各层面的数字化程度。

  在宏观层面，特定地区数字企业占比是反映当地经济（外部）数字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识别数字企业时，主流方法大多先列出典型的数字化的经济产业，再根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判断其是否为数字企业。这类方法的识别准确性因两个明显的问题而不可避免地下降：

  一方面，属于（预先划分的）数字化的经济产业的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不直接应用数字技术或包含与数字化的经济相关联的业务，这导致识别系统的“存伪”错误；另一方面，数字化的经济产业之外的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又可能涉及数字技术或数字化的经济关联业务，这导致识别系统的“弃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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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观层面，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常被用于研究单个企业的（内部）数字化程度。人们的直觉是，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中拥有数字技能的劳动力占比越高，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就越高。基于这一认识，当前的主流方法将对数字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标。

  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方法及其依赖的直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原因主要在于，就数字技能劳动力和非数字技能劳动力而言，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总体上增强了两者的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例如，在中国，以快递员、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近年来迅速扩大，而他们的雇主恰是正在经历数字技术蒸蒸日上和快速迭代的快递、外卖和网约车等行业中的企业。诚然，这一些企业需要持续投入新的数字技能劳动力

  的创新和升级之中以保持竞争优势，但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业务规模和消费的人群体的扩张在速度上远超于数字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缺口。

  因此，尽管这一些企业引领或推动了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但数字技能劳动力在其劳动力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并未明显地上升，甚至还可能会降低。基于上述分析和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观察，我们提议在衡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时，更多考虑其对数字技能劳动力的绝对需求而非相对需求。

  尽管经济的外部数字化和内部数字化是并行不悖的过程，但它们之间的诸多差异使得它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遵循不同的逻辑。下面我们分而论之：

  正如上面的定义所提到的那样，经济的外部数字化是一个整体性宏观进程，市场中所有企业的创新活动都会受益于此——通用数字技术的普及和进步使研发人员能更方便地获取知识和信息，也令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得以突破时空限制，从而更加高效和顺畅，这些变化均明显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意愿。

  然而，该结论仅适用于短期的情况。从长远来看，当企业的创新意愿普遍提高之后，有利可图的创新活动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加剧了市场之间的竞争。激化的竞争随之降低了所有企业（包括那些新加入的企业）的利润，并迫使其中的低效率（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

  不同于外部数字化，根据定义，内部数字化的进程在企业间存在广泛的差异。在同一时点，市场上各家企业的内部数字化程度不完全一样，但就单个企业而言，整个内部数字化进程对创新的影响具有共通的模式：

  在内部数字化进程的初期，传统企业向数字企业的转型使得企业的内部数字化程度从零跃迁至某一特定水平，最终引致其创新强度在短时间内激增，创新活动短暂地经历跳跃式发展，我们大家可以把这种影响称为内部数字化的数字革命效应；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企业之后，受生产率持续提升的驱动，企业的内部数字化程度在此前的基础上渐进提高，自身将生产效率改善转化为创新强度增长的能力慢慢地加强，最终产生远高于传统企业的创新强度增量，我们大家可以把这种影响称为内部数字化的数字赋能效应。

  上述两种效应分别对应内部数字化进程影响企业创新的先后两个阶段，概括地描述了所有企业在自身内部数字化程度逐步的提升的过程中创新强度变化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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